2026-09-23

文∕洪國欽　法律扶助基金會高雄分會律師
收錄於2025.12月 no.105 《愛·Care會訊》

◆前言

我國民法第75 條規定：「無行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無效。非無行為能力人，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之意思表示，亦同。」此條文為我國民法中關於「意思能力」與「行為能力」的核心規範，旨在確保法律行為之有效性必須建立於行為人具備理解行為意義與效果之能力。此規範不僅適用於一般法律行為，也對特別類型之單獨行為，如遺囑行為，以及涉及身體自主之醫療行為，與簽署授權書等重要代理行為。而病人在現實生活上雖可能存有「時而清醒、時而混亂」狀態，但從法律觀點來看，病人尚未喪失行為能力，除非其經法院宣告為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人，否則仍會被推定具有完全行為能力。由此可知，現行法律對於病人是否能進行特定之法律行為，更重視的是行為人「當下的意思能力」，也就是在其簽署或表達意願的那一刻，能理解行為的內容、後果與意義？

◆訂立遺囑、簽署授權書或醫療等行為與民法第75 條之關係

遺囑為遺囑人本於其人格權所為之單獨行為，因此民法對遺囑能力另有特別規定。依民法第1187條，年滿十六歲之人即具有遺囑能力。此一特別規範反映立法者對遺囑自由之尊重，使未成年人得以在一定年齡後自主處分其身後財產。然而，遺囑能力之特別規範並不排除民法第75 條之適用。

換言之，即使行為人已年滿十六歲，形式上具備遺囑能力，但若其在立遺囑時處於無意識、精神錯亂、精神疾病急性發作等狀態，則其意思表示仍屬無效。另醫療行為因涉及病人之身體完整性與自主權，通常被視為「事實行為」或「準法律行為」，其核心在於病人之「同意」。故而醫療同意之有效性，亦必須建立於病人具備理解醫療風險、效果與替代方案之能力，因此民法第75 條所規範之「意思能力」同樣適用於醫療行為。至授權書本質上則屬於「代理權授與」的法律行為，因內容可能涉及財產處分、醫療決策、法律程序代理等，其效力成立的前提，同樣必須符合民法第75 條所要求的意思能力。

◆家庭成員意願尊重與安全保障之衝突

本案從大兒子與小女兒的堅持，多少凸顯一些家庭在面對家人發生重大疾病時常見的意見衝突，例如：大兒子因擔心父親的財產遭不當處理（避免因意識不穩定而做出錯誤決定），故而希望聲請監護宣告，以便由法院指定監護人達到管理財產之目的。然需考量，監護制度一旦啟動，病人的行為能力將受到高度限制，甚至是喪失對財產與醫療的自主決定權。從而，小女兒會認為應趁父親仍有部分清醒時段且仍能理解重要決定，行為能力尚存時，協助他完成遺願與醫療選擇。這兩種主張並非簡單的對錯之爭，僅是反映出家屬對病人能力的不同評估及對風險的不同理解。

◆本案相關法律法律行為之可行性

首先，遺囑屬於高度個人性的行為，只要陳先生在清醒時能理解財產內容、日後分配理由及其後果，即可有效表達其遺願。其次，授權書（如財產委任、醫療代理）要求病人具備基本的意思能力，只要病人能理解授權的範圍與目的，即可有效成立。這類文件能協助家屬在病人能力下降後，合法處理財產或醫療事務。至於預立醫療決定，則需經醫療團隊進行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並確認病人能理解醫療選項，如是否接受維生治療等。若陳先生在清醒時能理解這些醫療資訊，則仍可完成預立醫療決定。反之，若其意識已無法理解醫療內容，則無法成立。準此，若陳先生仍有清醒時段，且能理解財產與醫療決定，則監護制度可能被認為尚非必要。反之，若當陳先生的意識混亂逐漸成為常態，無法再理解財產或醫療內容，且無法表達意願時，監護制度才成為必要的保護措施。此時，法院會依據醫療證明、家庭狀況與病人最佳利益，指定適當的監護人。

◆結論：

本案應探究核心在陳先生在其意識不穩的情況下，「是否仍存在足以支撐法律行為的清醒時段」。就此實務上法院多會參酌病人醫療紀錄、護理紀錄、醫師證言、見證人觀察、甚至錄影或錄音資料，來判斷病人在特定時刻是否具備意思能力。故本案的最佳處理方式，是在陳先生仍具能力時，優先完成遺囑、授權書與預立醫療決定，以確保其意願得以實現；待其能力進一步下降，再視需要啟動監護制度。如此，既能保障病人的自主權，也能避免家庭爭議，並確保財產與醫療決策的合法性與穩定性。